記得那年雪飄飄

記得那年雪飄飄

 

作者 殷巖泉

 

從南方到北京闖蕩的人,最容易記住北京的雪兒,特別是大雪飄飄的日子,無論是在生活里,還是在靈魂深處……

1997年深秋,我背著一蛇皮口袋的全部資產,乘坐綠皮火車的硬座,經過整整一夜的旅行,從南京來到北京追尋夢想。很多年后,徐功明在《響水報》連載的《響水人在北京》中寫道“結果包里只有一本周易方面的書,其余盡是鍋碗瓢盆”并不全面,事實上,包里還有一床歷史悠久的被子——它伴隨著我念完大學,又到蘇北的響水縣教書5年,然后才跟隨我先南下再北上,過起顛沛流離的闖蕩生活。對此史實,當時送我上火車的好友仇長春,是可以證明的。

北京秋日的清晨,還是很冷的,我孤獨地站在“北京站”三個大字下面,望著熙熙攘攘的人流,從5點等到10點……偌大的北京城,我只認識徐功明一個人,他那時在北京師范大學讀書,我等著他來接我,接我去我們在北師大的家——只有5平方米的臨建出租屋。

徐功明,是當時我唯一認識的在北京的響水人。我與他哥哥徐功成曾共同在老家響水縣雙港鄉工作,我大學畢業分配在雙港中學任教語文、政治、地理等,徐功成頂替父親的班在雙港郵局做投遞員,所以就認識了,而且成為非常要好的“酒肉朋友”,經常在一起混吃混喝。后來,我被調動到響水縣職業中學任教政治經濟學和英語等,還創辦了“浪花文學社”。有一天,一個穿著象五四運動時期的文學青年,拿著一沓詩稿登我家門請求“斧正”,這個被其兄推薦來的詩人就是徐功明。當時的文學造詣達到怎樣高度呢?大概就像他一首詩寫得那樣——“大海呀,大海,你都是水!”

到北京后,我在新華社北京分社一個部門打工,底薪600元,加上其他提成、補助等,每月有2000多元,徐功明還給我解決一輛破自行車供我上下班使用,生活也逐步穩定下來。

在北師大生活期間,徐功明和他的同學們,給我提供了至今念念不忘的照顧。我沒有食堂的飯卡,徐功明就每天將早飯和晚飯打回家來吃,而且在我吃包子的時候,徐功明好像總在吃饅頭。

天寒地凍、大雪封門時,我們的小屋里,也是暖暖的,有熱水、有小太陽,還經常有一撥又一撥的美女、才女來訪……后來我知道徐功明利用課余時間從事著家教中介的事業。

北京的雪,比我們家鄉響水的要大,比南京就更大了。

北京師范大學,在西城區的鐵獅子墳;新華社北京分社,在東城區的燈市西口。平常時日,即使是寒風凜冽之日,騎車上下班,對我也是非常幸福的。因為我總喜歡往南繞一點路,每天至少騎車從天安門前經過一次。否則,就會產生一種第一次看見天安門時的幻覺,總覺得自己在北京工作,不象是真實的事。但是,在大雪后的早晨,騎車上班,在大雪后的傍晚,騎車下班,簡直就象在冰面上玩雜技一般了。就是在那一年最大的那場大雪時節,在騎車被摔了無數次跟頭后,我才決定乘車上下班。

大屯,是我在北京的第二個住所地。朝陽區大屯村,當時是典型的城中村。作為108路電車的終點站,于我而言,最大的好處是每天可以坐著到達燈市西口站下車上班;當然,最大的壞處就是每天下班后,必須和很多在王府井工作的美女帥哥們比肩接踵地站在車里回家——回那個只有10平方米左右的農村出租屋。

在大屯稱孤道寡的時候,我終于買上一臺二手彩電,還與房東談妥在自己的出租屋里裝上電話的分機。誰知好日子沒有過幾天,我在新華社北京分社就犯了“插手地方事務”的錯誤,得罪了新來的領導。心高氣傲的我,只好灰溜溜地主動撤退,跳槽到人民日報社打工。

那一年的運氣總是不好。大雪封門之際,而且是半夜三更之時,大屯派出所的警察們傾巢出動,將大屯村的所有外地人,全部押往大屯派出所,并黑壓壓地關在大屯派出所的院子中,要查暫住證,如果沒有,就罰每人600元走人。很多人穿著睡衣,還有人裹著薄被子。而我,就象徐功明在其出版的《疼就喊出來》一書中形容地那樣:穿一身西裝,但是,腳上卻穿著球鞋。

地上的積雪,在我腳下,被壓得吱吱作響。我慌不擇衣地被抓出門,穿得太少,又不倫不類,并且被強令像犯人那樣雙手抱頭蹲著,所以冷得牙齒上下打顫。最終,我慶幸自己終于省下600元——如果自己沒有《人民日報》副主任《工作證》的話,如果自己不是義正詞嚴地將那位帶隊罰款的副所長“威脅要曝光一下”的話。

與天斗,我總不贏;與警察斗,也不會總贏。

那一年,是一個秋天,好像是87日。我被幾個警察從人民日報社的辦公樓前,就像電影電視上演的那樣撲到在地,被抓捕到朝陽區南磨房派出所。有客戶舉報我“不是詐騙,就是受賄”,總之涉嫌重大犯罪,最終由于我不同意“出錢私了”,被警察們直接送進朝陽區看守所,與殺人犯、強奸犯、搶劫犯們關在一起,以示罪行嚴重。

秋高氣爽,陽光普照,席國良老師、振興鹽城咨詢會響水分會會長曹志英、響中校友會會長曹偉章等老前輩,由我在響中同屆同學夏偉偉開車,直奔東郊三間房的朝陽區看守所,他們主要是給我送御寒衣服和在里面零花錢的……據說,曹會長和曹阿姨還與警察叔叔們大吵一仗,指責他們一定抓錯了人。

由于在北京舉目無親,在被關進朝陽區看守所之后,我給曹阿姨寫了一封“明信片”,因為到北京后,我經常到曹阿姨家蹭吃蹭喝,所以對曹阿姨家的地址熟之能詳,對曹阿姨的為人和寬容,更是信心滿滿。知道即使在我最倒霉的時候,曹阿姨也一定不會嫌棄我或者袖手旁觀。事實證明,我是對的。

在朝陽區看守所108監室的30天里,我穿著席老師的秋衣秋褲和老頭衫,度過了一個又一個陰冷的日子;我用著曹會長帶隊送來的500元“巨款”,心安理得地買著40元一條的紅燒魚、5元錢一個的肉包子、還有很多貴得離譜的日用品……由于我的慷慨大方,也由于我沒日沒夜地幫助每個看守寫出一份又一份學習“三個代表”的心得,并由他們貼滿了他們的“墻報欄”,我在看守所里的地位也越升越高——由剛進去時經常被“修理”的新人,由每天打掃廁所的最低賤工作崗位,穩步升職到“司飯”,即負責給同監37個犯人打湯和分配窩頭的“肥缺”,自我感覺是地位僅次于“牢頭”和那個殺過5個出租車司機并賣了他們車的“死刑犯”。

200098,警察叔叔們突然通知我,案子弄錯了,可以回家了,當然還有一個要求:吃了30天窩頭,所以必須繳伙食費90元。

我一只手抱著破衣爛衫,一只手提著沒有腰帶的褲子,胡子拉碴地出現在看守所的大門口。我最親愛的媽媽、我最親愛的徐功明、我最親愛的女秘書三個親人在門口等待著我,我撲上前去,給每個人一個深情的擁抱,對每個人說著由衷的謝謝……

坐在徐功明新買的東風鐵龍轎車里,一路西行,望著西沉的夕陽,我百感交集:“自由真好!親人真好!”我拉著媽媽的手,默念著媽媽小時候教背的詩詞:“孤燈科讀苦含辛,望兒修身為萬民;勤儉家風慈母訓,他年富貴莫忘貧。”

初中時候,家里不富裕,每天早上到工地賣油條麻花、白天在工廠上班、晚上就在燈下幫別人加工布紐扣的母親,就會順便給我和妹妹講故事,教育我們如何做人做事。

故事是關于寇準的。據說寇準早年喪父,母親和奶娘靠幫人洗衣服供其讀書。等到寇準功成名就做了大官時,其母親早已去世,寇準就將奶娘視為親娘孝順。由于早年貧窮,所以人生得意時的寇準就非常鋪張浪費。有一年生日時,寇準又在家里張燈結彩,大宴賓客。奶娘實在看不下去,就要求身為宰相的寇準跪下,向其出示了其母留給寇準的這首詩。

徐功明晚上為我出獄接風宴時,我喝多了,突然想到,雖然警察們查來查去,我只有招商銀行卡上有600元,并且我也忠舉報人之事了,但是,自己平時確實有失檢點,確實有點狂妄,確實有點不自量力。果然,第二天一上班,就被領導叫進辦公室一頓暴跳如雷:“我呼你BP機好幾百遍了,你也不回一個電話,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?”我只好苦笑:“我被抓到看守所體驗生活去了!”于是,領導大怒,“發配”我去中央黨校學習法律。我竟因禍得福,后來成為律師。

在做律師之前,我連續10年參加國家司法考試,終于在2013年以369分的成績通過了。在此之前,有328分,346分,349分,還有358分之類的,每次拿到成績,心里總是雪花飄飄,而且一點也不具美感。

為了在北京更好地生存下去,我決定下海開公司。創業艱難,是必須的;口袋里,只剩一塊錢的時候,更是正常的。

那一年,大雪突然造訪京城時,我才意識到年關將至,但是身上竟然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,更談不上回老家響水過節了。

借錢,對我來說是家常便飯。我向我姨媽借錢,向我媽借錢,向我妹借錢,向我領導借錢,向我秘書借錢,經常是能不還就不還了。向朋友借錢,更會鄭重承諾:“等你窮時,我一定加倍歸還。”可惜,借給我錢的人,很少比我更窮。所以,記憶中,總是借的多,還的少。

在南京工作時,我代表江蘇科技報社專題部去人才市場招聘。有一個自稱是我老鄉的人牛哄哄地來應聘:“我是仇長春,南京炮兵學院英語專業畢業,我知道你是必須聘用我的。”于是,殷組長嚇了一跳:“為什么?”答:“因為我身上已經分文皆無。”于是,仇長春立即被聘用,并立即被派往家鄉執行任務。臨行前,殷組長出資50元錢,以示鼓勵。

很多年后,仇長春經過一番打拼,被江蘇某著名企業派往北京擔任北京分公司總經理。有一天半夜,仇總半夢半醒之際,接到我的求助電話:“房東正在我家里追要房租,而且我也早已沒有生活費了,速給我農行卡上轉賬1300元救急。”仇總只好冒著凜冽的寒風,駕車到處找農行給我轉賬。后來,仇總自己在北京開了公司,買了房子,買了車子,并找了北京戶口的老婆,生了一個北京戶口的兒子……當然,我借的錢也至今未還。其實,這不算什么,比仇長春混得更好的徐功明,在北京買了好幾處房產,娶了大學老師做媳婦,更早生了一個北京戶口的兒子……所以,我欠他的5000元購書款,也就更要不到了。

其實,也有真想還的錢。我經常向席老師、曹阿姨、曹會長,還有夏偉偉副會長追問:“我坐牢時的500元錢,是誰給的?”可惜,他們全部“打死也不說。”殷巖泉律師只好推定是響中校友會的公款贊助了。所以,要努力為北京響中校友會工作才是。

親友,同事,熟悉的人,全部回家過年去了,只有殷巖泉一個人,捏緊冰冷的一塊錢硬幣,孤零零地傻在北京通州區的出租房里。望著窗外飄飄揚揚的雪花,一貫狂妄的殷巖泉主任兼殷巖泉總經理一咬牙:“只好施展美男計,找個女孩借錢了。”

那一年,那一場雪中,我坐了一個多小時的汽車,從北京的通州跑到河北的燕郊,從一個曾經有恩于斯的女孩手里借到50元錢。找女孩借錢,當然不能貪多,否則就借不到了;當然更不能不還,否則吃軟飯的名聲,會折磨自己的靈魂。再說,我假裝去看望這個長得很不漂亮的女孩子,出門正好沒帶打車回家的錢。這樣的借口,也只能借50元!

這張50元錢是如何使用的,我終身難忘。

最要緊的,是立即買了一張50元面值的電話卡,花費23元現金,并破開了這張50元大鈔。因為用這張長途電話卡,就可以用家里的市話電話機,給遠在蘇北響水縣城的母親打電話——主要是告訴家里的親人,我在北京很忙,業務很多,所以不回家過年了。當然,還有在蘇北淮安市的姨媽一家、在上海的舅舅一家、在全國各地的朋友們,都要打幾分鐘電話,問個好,請個安,告訴他們我在北京挺好的,北京挺掙錢,所以就在北京過節了。

還有,臺燈的電燈泡壞了,因為有錢嘛,就順手買了一個,花費1.5元。否則,春節休閑時光,在電腦上寫文章時,看鍵盤會很費勁的。

下面就要優先解決吃飯問題。經過精心計算,買了12元錢的米,還有3筒最便宜的掛面,經過還價,共5元錢。

剩下的錢買了3袋榨菜,批發的,共1元;一罐奢侈品——紅方腐乳,人家也說批發的,4.5元;還有一元錢一堆的土豆兩堆,一元錢一堆的豆角一堆。最后,還有兩個最大的硬幣,就和以前的余款——有個最大的硬幣和其他小硬幣們,作為預備隊,陪我一起歡歡喜喜過個年。

在這個積雪不化的春節,我象閉關修煉一樣,住在空蕩蕩的兩居室出租屋里,靠著看電視和寫文章,終于熬過了最寂寞的前五天。

大年初六,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。我在屋里突然聽到門外的走廊上,有麻雀的叫聲,我一躍而起。

我關上走廊的窗子,打開自己在5樓居室的門,終于將這只可憐的麻雀,轟進了我的家里。

在家里,麻雀在上面飛,我在下面盡情地表演著、發泄著……

麻雀終于累得掉到床上,拉下最后一泡糞后,被我活捉在床。

“對不起了,你要恨就恨李會計吧!我還沒有領款,她就提前回老家了,簡直害死我了……”我神神叨叨地與麻雀商量著,然后殘忍地將她悶死在水盆里。再后來,我麻利地用開水燙了麻雀,拔了毛,開了膛……燒開了半鍋麻雀湯——當時世界上最美味的湯。

喝了天湯后,我心情大好,不僅頂著刺眼的陽光出門溜達了一圈,還給李會計打了2008年大新年里最開心的一個電話。因為李會計告訴我,大年初八她會準時上班的。

“只要見到李會計,我就有錢了;只要見到李會計,我就有權去見網上約好的那個女孩了!當然前提是,先將救我于水火的那個女孩的50元錢還回去,最好再請她吃一頓大餐。”我在心里計劃著我的未來。

我的未來不是夢,即使在白雪飄飄的那些年。

 

 

作者殷巖泉簡介:1968年生,江蘇省響水縣人,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會員。先后就讀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學、江蘇教育學院、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和中央黨校;先后就職于江蘇省響水縣雙港中學、江蘇省響水職業教育中心、江蘇科技報社、新華社江蘇信息社、新華社北京信息社和人民日報社。2007年下海創業,擔任服務總動員網(www.tspzc.com)總經理、北京中堅陽光信息服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、北京新中賓舍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。2015年簽約于河北紅杉律師事務所擔任專職律師。自1997年起,長期在北京工作和生活,是《響水報》連載的長篇報告文學《響水人在北京》的主人公;自1988年起,長期致力于前沿理論研究和推廣工作,是三合主義(合理合法合用)理論、國家股份制理論和法制主義社會理論創立者,有《三合主義論》、《政黨興亡理論》、《法制主義社會概述》、《國家股份制理論與實踐初探》、《論先自首不處罰規則在共生罪中的適用》和《從“三合主義”到“聽話學”》等開創性論文收入《我們的奮斗》理論文集。通訊地址:北京市朝陽區呼家樓北里甲11號京華物業樓216室,郵編:100026電話:(01064150046  64131011  13521501588郵箱:yanquan@fwzdy.com歡迎聯絡,成為朋友!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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